來自日本的歷史回聲 黃亞歷《日曜日式散步者》的省思

發表日期 : 2018-04-10

來源: 幼獅文藝

《日曜日式散步者》為臺灣、日本、歐美的跨界前衛主義作品存檔,顯示了日治時期臺灣超現實主義的前衛性。

文/三木直大(廣島大學榮譽教授)翻譯:高彩雯 校訂:張文薰 圖片提供/目宿媒體

黃亞歷導演的《日曜日式散步者》(2015年),從2017年8月在日本東京上映,至今(2017年11月)也還在日本各地放映中。以日治時期的日文詩社風車詩社為題材,蒙太奇手法的劇情紀錄片電影,於日本能在一般電影院播放,並動員了超乎想像人數的觀眾,光這點,本片的上映就堪稱一樁「事件」。這部影片,是以越境的超現實主義及詩人們所創作的各種裝置藝術(詩、評論、散文、照片、影像、音樂、繪畫、報紙、雜誌、書本等)之各式拼貼,以及連結這些裝置的短劇所組成的。整部電影,包含旁白在內都由蒙太奇手法所構築,雖然文本引用有出現些微錯失,然而瑕不掩瑜,我認為是部值得再三觀看、每次都有新發現的優秀作品。

這部電影雖說是「紀錄片」,不過也包含了為臺灣、日本、歐美的跨界前衛主義詩人、作家、畫家作品存檔,以及貫穿上列要素的虛構劇情等層面。在這樣的創作手法運作下,日治時期臺灣超現實主義得以與全世界同步,顯示了超越時代的前衛性。另一方面,如果說風車詩社超現實主義是從法國到日本,然後再到臺灣,本片卻是以帝國日本的邊陲,而且不是臺北中心、而是邊陲中的邊境—古都臺南的詩人們為起點,逆向往日本、對世界發聲。日治臺灣的文化,不因位於殖民體制下而粗劣,反而具有豐富的原創性與前衛性,在這層意義上重新取得了世界性。本片結合風車詩社和世界性前衛藝術運動的拼貼手法,成為了文學發聲的裝置。這似乎也和鄉土文學論戰之際,本省作家將臺灣本土文學論結合第三世界文學論的策略相通,隱約反映出參與電影製作的臺灣年輕研究者的想法。

本片透過影像來再現與重構時代記憶,確實符合「紀錄片」定義。然而其中風車詩社的詩和人物,其實都是「道具」,《日曜日式散步者》和一般紀錄片給人的印象天差地別。不僅在背景中配置了歐洲超寫實主義和日本現代詩、超現實主義詩歌的相關影像,再將風車詩社的詩人置放於其上,配合再現歷史背景的短劇為媒介,進行共時的拼貼作業。不過《日曜日式散步者》無意探討詩人論述。也就是說,通過現代性越境與政治和文學的想像,詩人們只是被放置在歷史表層。片中登場的詩歌作品數量很多,一般觀眾也搞不清楚哪些是誰的作品,因為沒標明作者姓名,乍看也不知道作者是臺灣人或日本人。

黃亞歷導演在對談時曾經說過,他是有意那麼做的。這樣一來,基本上所有的影像都會成為裝置藝術物(OBJECT),原本以為是楊熾昌,看著看著變成了林永修的故事,風車詩社的詩人和登場人物,像是沒有實存的符號般被安排在電影裡。這部片既有前衛紀錄片的面向,也有偏大眾取向的部分,像是片中如同時尚秀般的現代性。那些部分造成影像緻密性的崩解,帶來若干錯位。

本來楊熾昌(水蔭萍)和林永修(林修二)雖然都是風車詩社同仁,詩風卻大異其趣。林修二雖然進了慶應大學英文科,師事西脇順三郎,他的詩不是超現實詩風,而更接近日本昭和現代派中的四季派和堀辰雄的高踏派。而楊熾昌是以臺南街景等在地風物入詩,在超現實手法下出現的「臺灣」給人強烈印象;雖然他身上也有日本昭和現代派的部分,比較起來更多用性、血、死亡等身體性的表現。其實,楊熾昌的超現實主義作品放在臺灣看來是很前衛,但是如果把他是在日本發表詩作一事考慮進去,同時從帝國與殖民地思考他和日本詩壇的關係,他的超現實主義手法將會失去特殊性。可能因為我主要閱讀的是他收錄在《燃燒的臉頰》中的日文詩,察覺他的詩在品質上也有參差之處。不管如何,想要在這部電影裡找到對楊熾昌詩作的看法,可說是緣木求魚。

左圖:李張瑞(左前)、福井敬一(中)、大田利一(右前)、張良典(左後)、楊熾昌(右後)右圖:林修二

雖然黃亞歷導演志不在此。黃導演說:「可能有人會覺得電影裡用到的詩太少,但是如果從現在的眼光看風車詩社,他們的文學評論很重要。我甚至覺得風車詩社的詩論比他們實際的作品還要好」。如果認同導演的說法,那麼這部呈現安靜而知性、鄉愁般風景的作品,確實不是以「內容」取勝。即使是其中的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也是在喚起我們對後來消逝於言論管制和白色恐怖中歷史的「鄉愁」。本片的觀眾應該都集中在某一階層,其中的「鄉愁」表現,也可以視為一種策略。這部電影,基本上是看「形式」的。

《日曜日式散步者》在背景中配置了歐洲超寫實主義和日本現代詩,再將風車詩社的詩人置放於其上,進行共時的拼貼作業。

在此,身為臺灣現代詩研究者的我,想指出一件事。電影快結束的地方,拼貼了二二八事件和那之後的時代,引用了兩首中文詩。那是林亨泰的作品〈哲學家〉和〈群眾〉,兩首最初都是用日文寫的。〈哲學家〉首次發表在林亨泰第一本日文詩集《霊魂の産声》,〈群眾〉則在執筆當時的臺灣未能發表,之後在日本北原政吉編輯的《臺灣現代詩集》中才首度面世。《日曜日式散步者》引用的是後來林亨泰自己翻譯的中文版本。

林亨泰的位置,是在風車詩社之後的跨語言世代中。雖然是臺灣現代主義的代表詩人,但片尾引用他的中譯作品,到底要表現什麼呢?林亨泰的詩出現以後,彷彿是要召喚風車詩社般,又引用了張良典的詩〈五月隨想〉(中文),然後拼貼了保安司令部憲兵隊抄家的短劇,和楊熾昌、張良典被補及李張瑞的調查書和判決書。最後放上藤原義江唱的〈荒城之月〉,使讀者產生日語詩的系譜因為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而斷裂的印象。但是這種認知,會因為最後登場的詩是日文或中文而截然不同。張良典的詩本來也是日文。如果明確說明前詩作者是林亨泰的話,那就暗示了戰後也存在著對風車的傳承關係、而非全面斷裂。但是,《日曜日式散步者》的作法,就像是把日語詩的發展,斷在白色恐怖時期一般。誰都不在了,風車詩社的存在像是消融在歷史記憶的彼方,正如空無一人的 桌椅畫面。

林亨泰開始寫詩的1940年代後半期,風車詩社早已停止。其實,林亨泰也受到日本昭和現代主義影響,這位與楊熾昌等人的理念與詩風有所傳承的臺灣詩人,參與了戰後的現代派運動,這一點不是也很重要嗎?戰後的楊熾昌不再寫詩,只是在「光復」後當過一陣子的記者。所以他不是不會中文,是沒能(或「沒有」)把創作語言轉換為中文。楊熾昌雖未選擇吳濁流或黃靈芝的道路,轉換語言再出發,但他集結戰前的日語作品,在1979年自費出版《燃える頬》日語詩集,分送給包括年輕詩人羊子喬在內的朋友,成為戰後重新發現風車詩社的契機,不過這些可能產生「傳承」想像的事項,並不在本片的拼貼範圍之內。

〈荒城之月〉的旋律,讓《日曜日式散步者》觀眾的想像力,導向風車詩社的曲終人散和歷史斷裂。但我卻抱有一抹疑慮—選用藉由殖民地教育進入臺灣的〈荒城之月〉作結的意義。本片中有著擲骰子的場景,「投骰子」和馬拉梅的「骰子一擲絕不會破壞偶然」的拼貼讓人不禁莞爾。風車詩社是偶然、還是必然呢?我可以理解導演意圖表現殖民統治下的臺南風車詩社這個偶然並不終結於偶然,而是成為了必然,以及再現那些在雙重殖民支配下消失的事物。然而,跨語詩人的存在,以及他們所象徵的歷史繼承性,都讓我對於本片的「臺灣」想像懷抱著不安。

似乎有人把這部電影看成文藝版的《悲情城市》,但我認為,不如稱這部電影為文藝版的《KANO》更為妥當。《日曜日式散步者》和《KANO》的故事構造,其實非常類似。《KANO》並沒追問為什麼臺灣的學校會到日本全國中學棒球賽大會參賽。一開始學生們努力練球,組合了漢人、原住民,還有日本人的嘉農隊伍打進甲子園。不久後因為戰爭,這一場棒球盛宴也就結束了。嘉義與臺南,1931 年與1933 年,身為「事件」的兩者,時代與空間都幾乎重合《KANO》登場的關鍵人物是八田與一,《日曜日式散步者》則是西川滿。然而,就算是為了說明風車詩社的成員非孤懸於臺南,才讓臺北詩壇的西川滿登場,這樣的刻意強調就和《KANO》的八田與一現身一樣,不免讓人懷疑其必要性。

我們必須時時警醒:坐在日本的電影院裡,看這部幾乎全以日語敘事的電影的我們所處的位置。無論《日曜日式散步者》或《KANO》,都是臺灣電影。這部電影,並沒表現楊熾昌或林永修為何以日文作為文學語言。故事的背景存在著殖民同化政策與國語政策,日文的文學作品不只在臺灣,甚至能在日本發表。因此,這個故事才能在1930年代初期、臺南這個地方都市開啟,我們才能看到混合了臺灣人和日本人的風車詩社。《日曜日式散步者》在日本備受好評,有個重要的因素—幾乎全片都用日文旁白敘事。這宛如魔術的旁白,將風車詩人們的作品或報章文章剪貼配置,就像照片等其他裝置物一般,將「作品」、「被寫下的內容」化為聲音演出,使「書寫」的意義被融化在聲音的交錯中。

這部片配音的人大部分都是在臺日本人,是沒受過訓練的普通日本人。恐怕正因為不是專業的聲優,所以出現頗多疏失,不過那反倒產生了奇妙的效果。因為當我們在努力聽懂他們的日語的同時,也在驅動想像力,把拼貼的片段腦補成了有連續意義的敘事。如果是由專業的聲優配音,恐怕觀眾會不時意識到片中的虛構成分,或許這就是籠罩全片的魔術。

臺灣殖民時期的超現實主義前衛藝術、日本前衛詩的文化越境、創作表現的自由與壓迫、文學的政治性……。連海外都能生發出對這部影片的多樣解讀,在這一點上,這部臺灣電影已經成功了。我不是要否定本片的成就,只是在臺灣與日本所產生的各種效應中,包括對於風車詩社的神話化,以及敘事手法的選擇,都在提醒身為現代詩研究者的我:現在的臺灣和日本,以日治時期日文詩為媒介,對彼此產生朝向未來與過去的不同認知,其背後存在著的政治意義是什麼?包括本片在內,最近臺灣以日治歷史和歷史記憶為題材,創作了許多電影,談到跨境、連續和斷裂的故事,似乎有著召喚觀眾的強大引力。這反映了太陽花運動後臺灣社會的歷史意識變化,對臺灣而言,殖民記憶牽涉到去帝國、去殖民、去冷戰的時代課題。我們如果不去思考彼此認知有哪些位移,是什麼喚起這些效應與討論?恐怕在我們之中已內化了的,對殖民地、或對舊帝國的東方主義就有可能再度浮現。而關於臺灣國家形象的爭論、臺灣國族主義與市民社會的樣貌等等問題,也終將會回彈到觀看這部電影的日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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